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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华文化经济学发展进

①⑩钱中文:《文学理论:在新世纪的晨曦中》,《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④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 1403~1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⑦ 参见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10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回顾新时期近30年来中西文论交流对话的历史,我们总的认为发展是比较健康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其原因是我国经过改革开放有了逐步增强的国力,并有一个好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是在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之下。当然,由于我们面对新的形势,未免经验不足,加上自身理论储备的局限,因此在新时期引进西方文论与建设新的文艺学理论的进程中还有许多教训需要记取。从积极的方面说,新时期西方文论的引进首先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众所周知,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在文论建设方面也曾经受到苏联带有机械的僵化性质的文论的一定影响,一度流行一种以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的文论思想。这种文论思想将文学与文艺现象简单地看作客观事物的直接模仿。当时,一些人误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而实际上它是迥异于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的机械唯物论,是18世纪以来形而上学的产物,恰是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试图通过实践范畴加以突破的只强调客体的直观唯物主义。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当代文论的转型。也就是促使我国当代文论突破旧的框框,适应社会的需要,走向时代的前沿。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说,我国大幅度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到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从哲学的角度说,我国哲学领域迅速地推倒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恢复了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的指导地位;从文化领域说,新时期我国文化领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影视文化迅速发展,大众文化日渐勃兴,网络文化方兴未艾。因此,新时期文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突破传统的落后的机械唯物论文论,实现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而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恰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为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论恰是西方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其突出标志就是对于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对于机械认识论文艺观的抛弃,对于文艺同人的生存状态关系的强调。我国新时期近30年来,在重新研究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迅速地实现了文论的现代转型。从横向看,我国新时期突破了传统认识论文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及其机械唯物论倾向,将我国当代文论奠定在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的理论基础之上。从文艺学的哲学理论指导的角度,我国新时期近30年经历了由物本到人本,再到“主体间性”这样的发展过程。长期以来,我国有一种文论思想过分强调文艺的机械模仿功能,将模仿的真实与否作为衡量文艺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这显然是违背文艺的本性要求的。新时期开始不久,文论界开始了对于这种“物本”的文论观的批评,逐步走向强调主体性的“人本”。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的有关“主体性”的学术讨论,这次讨论基本上奠定了主体性理论在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有相当一批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立场出发,克服讨论中将主体论与反映论相对立的偏向,提出“审美的反映”等重要理论观念,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重要收获。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国当代现实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突出出来。这就使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论中的有关现象学“主体间性”理论和“交流对话”理论也对我国文论建设中“共生”理念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于是随着“后实践美学”的讨论和文化诗学的发展,“主体间性”的理论观念逐步为多数学者接受。在此前提下我国当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具体表现为由文艺的机械模仿论到审美反映论;由单纯的认识论文艺观到审美存在论文艺观;由人类中心的主体性文艺观到生态整体的生态审美观。所谓由文艺的机械模仿论到审美反映论,就是说有的传统文论将文艺看作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模仿,而新时期则一改这种机械的文艺观念,以主体能动的审美反映取而代之,这恰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审美反映论相契合。所谓由单纯的认识论文艺观到审美存在论文艺观,则指有的传统文论仅仅将文艺看作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从而抹杀了文艺与科学的界限,而新时期我们吸收西方现代存在论文论的有益成分,将文艺的主要特性归结为通过审美经验的确立获取人的审美的生存;所谓由传统的人类中心的主体性文艺观到生态整体的生态审美观,是指启蒙主义以来特别强调人的理性的巨大作用张扬主体功能,而新时期我们在西方生态哲学与文学生态批评的影响下,一改人类中心的主体性文论而为强调生态整体的当代生态审美观文论。当然,上述我国文论由“物本”到“人本”[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生态整体]的转变则已经是跨越了好几个时代,说明新时期我国文论发展的迅速。而从纵向的角度来看,我国新时期文论建设经历了这样两个相关的过程。首先是初期的“由外向内”的转型过程。那就是“拨乱反正”,调整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观念,重视文艺自身的形式与审美特性。这就是我国新时期在西方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文艺美学理论的提出和对于艺术形式与语言等内部规律的强调,以及对文本批评的重视等等。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加速和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我国文论界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向。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艺学领域对于文艺的意识形态等外部属性的新的阐释与强调以及一系列有关大众文化理论的提出与讨论。我国新时期在历经了文艺的“内转”之后,在新的现实形势面前重新发现了忽视文艺的外部属性的局限,转而出现文艺外部属性研究的热潮。在我国文论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研究、女性研究、种族研究、文化身份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等等理论热点。而文化研究也愈来愈加引起许多青年学者的重视,出现了引起整个文论界关注的“文学边界”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毋庸讳言,在消费文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当代大众文化的空前勃兴的确促使文学边界的滑动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出现,但文艺学自有的价值判断功能要求其对于“滑动”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种种低俗现象起到引导与提升的作用。这场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讨论自身具体的内容,而具有在崭新的社会与文化形势面前如何建设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文艺学理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新时期近30年的文论建设,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我国当代文论尽管还在建构的过程之中,但在探索崭新的当代形态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并逐步努力实现与当代现实生活与现实文艺的适应。

由此可见,正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而不是“审美自主性”理论,才是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

④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肯定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艺学取得了重要进展,认为这种进展的主要标志和价值是建构起了“审美自主性”的“主导模式”,指出“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⑤ 说“这种自主性诉求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正好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的正当性所在”,因为其“批判矛头”“对准了统治中国文艺学美学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极“左”意识形态,所以它“在80年代曾经具有不可否定的进步意义与创新意义”。⑥

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是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坐标,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应以此为方向并从我国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最近,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我国在面向21世纪之际总结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经验而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反映了符合国际潮流和我国特色的社会历史转型的必然趋势。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包含着极其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对于包括文艺学在内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建构中的我国当代文艺学来说,这一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角和新的维度,必将推动我国当代文艺学在当前这一转型期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和谐”理念、“全面进步”方针、“协调发展”政策、“以人为本”思想以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等都将对我国当代文艺学发展以重要启示。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正在建构之中,并将逐步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时代反映形式之一的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变革已是刻不容缓,需要我们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等当代理论发展中吸取营养,逐步完成新世纪文艺学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新的社会与审美现实的需要。

与上述“主导范式”论密切相关的是,有的论者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种在80年代还有进步意义的审美自主性“主导范式”反而成了文艺学发展的阻力或瓶颈,“妨碍了美学、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还导致美学、文艺学在研究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⑨ 使文艺学陷入无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实困境,逐渐丧失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他们认为,这也正是当前文艺学的根本危机所在。据此推断,在他们心目中,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国文艺学学科总体上是前高后低、在走下坡路,直到陷入困境和危机。换言之,他们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的基本估计如果不是否定多于肯定的话,至少也是偏低的。这大概并没有歪曲他们的基本想法吧。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回顾总结新时期近30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的确意义特殊。因为,我们是从新世纪的独特视角审视既往的历史。我们总的认识是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愈来愈加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但困难与问题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奋斗。

其次,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确实对文学的审美特质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认识到审美自主性是构成文学本质的重要方面和因素,但是,我们文艺理论界总体上并没有走向唯美主义,并没有把“审美自主性”当作文学唯一的或者主要的本质。事实上,那个时代不可能也不允许文艺理论界这么做。虽然“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口号被抛弃了,但是“文学仍然不可能脱离政治”,也不允许脱离政治,整个80年代,文学界的“自由化”倾向多次遭到批判就是明证。的确,文艺理论界有些学者受到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影响(或者借助他们的影响),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块,强调文学要重视并“回到”“内部研究”。但是,实际上,真正主张“内部研究”完全与“外部研究”相脱离,或者认为“审美自主性”是文学的本质或者唯一本质的人并不多。所以,说审美自主性理论是整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相反,当时文艺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并不是审美自主性理论,而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即认为文学只能存在于自律与他律关系的张力场中。因而把文学的多重本质概括为用语言表达的“审美意识形态”。比如当时钱中文先生就提出把文学第一层次的本质概括为“审美意识形态”,他一方面肯定“文学确实是一种意识的形式,即人对现实的意识反映”,另一方面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认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过是文学审美特性的一般表现”,⑦ 这种以审美为根本、以意识形态性为从属的文学本质论显然并没有走向唯美,没有离开文学的他律来孤立地谈论文学的自律性、自主性;再如王元骧先生也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既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有着通过受动性和能动性反映现实的共性即一般本质,又有审美地反映现实的特殊对象、特殊方式和特殊结果,从而“确立了文学的特殊本质是审美反映”,⑧ 在此,审美也只是文学的特殊本质,而不是文学的一般本质,审美自律性并没有被从他律性中抽象地孤立出来,文学仍然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这里不存在自律与他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人为对立。由此可见,把文学看作“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括的理论根基并不只在于文学的审美自律性。它虽然只能算是一个被历史建构起来的对文学动态本质的阶段性认识,但至今仍然被我国文艺理论界多数人接受和认可,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大范围内的有效性。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收获之一。

⑤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注释:

②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⑥ 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载《河北学刊》2005。

在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中应该注意进一步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工具理性加以区别,坚持文艺理论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性质,坚持文艺学学科的价值判断功能。扭转对于文学艺术着重于规律与本质研究的传统思路和所谓“价值中立”观念的不良影响,将其转到人的研究和人性揭示的人文学科的应有轨道上来。众所周知,我国当代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宏大工程,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工程一样也是一种美与非美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它一方面以其空前规模的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历程极大地使人们的生活美化,但另一方面,又由此造成了金钱拜物、工具理性盛行、人的心理危机加剧等人的精神状态的非美化。再加上当代大众文化利益驱动的机制必然在文化走向大众的同时出现低俗化倾向。凡此种种都将人文精神的补缺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涵,这正是文艺学在当代的作用之所在。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着极为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对于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说明,文艺学的人文精神补缺作用主要是通过它的价值判断功能来发挥的。首先是审美的价值取向,分清美与丑的界限。这是文艺学的学科特性之所在,其它的价值判断都寓于审美的价值判断之中。它们包括道德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等等。

的确,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我国文艺理论界提出并强调“审美自主性”来“为文学正名”,以摆脱长期以来政治功利主义的统治。但是,把整个80年代我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成就概括为形成或建构了“审美自主性”的“主导范式”,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总结历史是为了现在,所谓知古而鉴今。因此,我们的着眼点还是应该放在今天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之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呢?无疑应从已有成果的基础出发,特别是从新时期这将近30年的可贵成果的基础出发。我们已经说过,总结新时期我们最重要的体会是明确了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综合比较的方法与道路。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并发展这一综合比较的方法和道路。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的综合比较首先是中西文论的综合比较与吸收消化,已经表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有利于我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应该继续坚持。但新时期的综合比较也告诉我们一条最基本的经验,那就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具体地说就是在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导之下,这样我们才能明确方向,破除障碍,大胆吸收。同时,我们还应贯彻这一思想路线中十分可贵的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以文学艺术的新的经验和新的成果补充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中。而且由于我国当代文论应立足于建设,因此应该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是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重要突破,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对于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应该很好地学习运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才会具有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扎实的根基。而在此基础上对于西方文论的吸收消化才会更加有效。在这一方面,今后除了大胆引进吸收的步伐不应放慢,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于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研究消化,克服食洋不化的问题,真正将其与我国的现实结合,化作自己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还应更多地立足于建构。所谓“建构”是一种具有更多主观能动性的建设与创造。我国新时期后十年已经逐步走向与西方现代文论较为冷静地对话,通过对话逐步的建构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的文论形态。比较明显的如新理性精神的提出,就既吸收西方当代人文精神理论、对话理论,又努力结合中国当代现实,是一种新的文论建构的努力;文化诗学理论,既吸收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同时又注重我国传统诗学精神,将两者加以融合;当代生态存在论文艺学则既吸收西方现代生态哲学与生态批评理论,同时又吸收中国传统儒道“天人合一”思想,并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现实,也是一种中西与当代融合的尝试;文艺美学理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即已提出并不断有所发展的文论形态,既吸收西方当代文论内部研究与审美研究成果,又与我国古代诗论、画论与书论等理论成果相切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当代批评理论是将西方当代文本批评理论与中国古代批评理论结合的尝试。凡此种种只是举出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其他文论工作者的创新之处还有许多,都是我国未来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和起点。事实证明,只有从建构出发才能更有利地吸收,当然吸收也会有利于建构,两者相辅相成。这样,我们未来的吸收引进就会更加健康。当然,这种建构也仍然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性,这样,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才能更加繁荣而富有生气。

近两年来,文艺理论界就文艺学的现状、危机和出路等问题展开了严肃、有益的学科反思,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但有些看法也值得商榷。这里仅就涉及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基本估价的三种看法谈一点个人的意见。

⑦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页。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回避我国文艺理论的现实问题和危机,更不是想对之进行粉饰或掩盖,这些问题和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回避不了的,对之进行深刻的揭露与反思也是非常必要的。限于篇幅,本文只是想说,我国文艺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应当从我们所立足的新传统出发,在从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而不是采取基本否定、重起炉灶的态度。

③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页。

其次,20世纪中国文论构建现代文论新传统本身也是一大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多种因素的交叉、渗透、互动、互补,其复杂性不应当低估,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仅仅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更不是唯一。这种思维方式是单一线性的,是片面化、简单化的。实际上,中国文论新传统的现代建构决不只是同西方现代文论发生关系,还同时与中国传统文论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与扎根、萌芽、生长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沃土中的中国新文学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如果把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仅仅归因于西方文论,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注释:

在对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走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症”。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20世纪晚期中国文论”表现为“现代性的西学东渐”,人们带着“现代性的焦虑”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动机虔诚地拜倒在各种新奇的西方现代文论面前,毫无保留地汲取西方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方法”;“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文论界更是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西方现代文论,几乎到了不汲取一些西方现代文论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便无法在文论论坛上取得话语权的地步”;而“当我们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全盘西化’”,从而导致“文论中的自我失落”即“文论失语症”。① 这里,作者用了一系列最高级形容词如“虔诚地”、“不遗余力地”、“毫无保留地”、“争先恐后地”等词语来强调和突出我国文论界在追求“中国当代文论的‘全盘西化’”方面的狂热无度、不遗余力和迫不及待,从而把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的发展状况概括为带着“现代性的焦虑”的“全盘西化”过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该作者认为这种“全盘西化”不仅出现在新时期以来,而且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从他对王国维、鲁迅以下直至现在中国文论不倦追求西化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判断,在作者看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一、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走的是“全盘西化”之路吗?

如果将新时期从1978年算起,那么,其文论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分为突破、发展与建构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是对于旧的受到“左”的僵化思潮严重影响的文艺学理论体系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从 1987年到1996年,是我国文艺学全面发展阶段,各种新说纷纷涌现,层出不穷;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是我国文艺学逐步走上独立的理论建构时期,但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当然,这三个阶段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有交叉重叠。确定这三个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划分,而且反映了一种理论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我国当代文艺学必然地应该走上独立建构之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艺学自身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全球化逐渐逼近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艺学理论建构,那是无法面对历史,更是难以适应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的需要的。这恰是我们广大文艺学理论工作者历史责任之所在。

我认为,上述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视野的拓宽,使我国当代文论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态势。列宁曾经在著名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⑦。同样,作为对于文学艺术进行研究的文艺学的发展也需要自由的环境。总结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历史,我们深感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利于文学与学术发展的。但长期“左”的思潮的干扰使得这一方针难以真正得到贯彻。但新时期近30年,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有力贯彻,特别是由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使得我国当代文论发展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为我们广大文论工作者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思考与研究的广阔天地,也为我们吸收引进和研究西方文论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这正是我国当代文论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空前宽松的自由环境中当代文论研究才能自如地与西方文论交流对话,从而打破我国长期以来文论领域单一的局面,走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存的新的局面。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我国当代文论目前有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审美的,现象学、阐释学、新历史主义、语言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研究的领域来说,我国当代文论除了传统的中西马之外,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审美教育研究、生态文艺研究、网络文论研究、文化诗学研究、女性文学理论研究等等。从研究地域的角度来说,我国当代文论目前有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东方文论、少数民族文论、华文文论,以及港澳台等地文论研究等等。可以这样说,目前世界上业已出现的文论领域在我国当代都有涉及,也可以说目前我国当代文论是涉及的范围最广并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最快的时期。

谁也不否认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当然包括着不断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和理论的内容,但是,如果把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说成就是“西化”过程,显然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1949年6月在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历程所作的总结。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学西方在实践中老是“行不通”,辛亥革命也失败了。直到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③ 就是说,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才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还把被帝国主义“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加以对比,指出这种西方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④ 毛泽东的这些总结,不仅是理论的,而且就是不可否定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建构、发展的大背景,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把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归因于“全盘西化”是完全错误的,同理,把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过程单纯概括为“全盘西化”的过程,也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论调无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和产物这个基本事实,而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即所谓“照搬西方现代化”,进而把属于这一大系统的中国文论的现代化也说成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显然既把20世纪构建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割裂了出来,又遮蔽了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建构的历史真相和全部复杂性。

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回顾新时期近30年文论发展的历史时,我们必须而且应该找到自己的差距和问题所在。首先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对西方文论吸收较多,消化不够,因而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道路上我们仍有较大差距。新时期近30年来,我们的确大量引进了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可以这样说目前这种引进已经大致做到同步,而且西方各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我国基本都有相应的研究。我们对于这些西方理论的使用也比较迅速及时,这应该讲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但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我们对于西方文论的消化却十分缺乏,对于一些西方理论常常停留在直接引用的水平,有的甚至是知识性的错用。有的以此装点门面,形成概念的狂轰滥炸。与此同时,具有我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任务尚未基本完成。说我国当代文论“失语”可能有些过分,但说我国当代文论缺乏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话语却是没有问题的。加上长期“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和我国文论工作者语言的障碍,因此在国际文论讲坛上很少听到中国当代文论独特的声音。而我国当代文论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也发挥的不够,理论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实际上,我国当代文学艺术与人民的审美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先锋艺术等等新的艺术与审美现实需要我们当代文论给予理论的分析和引导,但我们在这一方面却显得乏力。某种程度的理论的贫乏,已经成为对于我国当代文论带有共同性的评价。而在整个当代文论建设中对于民族文化传统体现的自觉性也不是太高,探索不力,效果不太显著。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例外地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弘扬,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应该体现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难度较大等种种原因,我们的自觉性不是太高,而古代文论研究本身则有与当代文论建设脱节的现象,以追求自身的理论自足为其指归,而较少考虑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因此这一方面的成果,至今难以超过近代以来的王国维、宗白华与钱锺书等。而回顾新时期近30年我国文论建设历程,我们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成果数量的确是空前的,当代文论的研究者数量也是空前的。但有质量的成果和本领域的杰出研究者却与此并不相称。由于市场经济的侵袭和体制性的种种原因,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诸多浮躁。无论是对西方文论,还是对于中国文论有见地的深入研究都显得缺乏。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学科基本状况?与上述“前高后低、在走下坡路”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文艺学总体上走在“上升通道”中,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在一定意义上,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学科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获得最大成就的时期。本人近一年来带领学生在阅读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认真的调研,完成了十余万字的调研报告。这里想引述报告“初步结论”中的若干观点以表达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是在古今中西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进行的,但主要面对的是中西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问题。古今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尽管在新时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中西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并渗透其中。诚如钱中文所说:“我国文学理论在反思中,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求变、求新的过程中,每个阶段自己都深受外国文论的影响。”①这其实是“五四”之后中西文化“体用之争”的继续。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发展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语境,因为新时期我国不仅有固有的古代文论,而且还有历经100多年历史的十分丰富的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是现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实际上是在我国现代文论的基础上来发展建设新时期文论的,也是在此基础上面对西方文论。但由于历经十年“文革”甚至更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也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美学与文论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中西方文论的影响显得特别巨大深刻。其过程与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之突破、发展与建构的历程相应历经了传播、吸收与对话的历程。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大量传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面吸收与此后逐步走向相对冷静的对话。在新时期近30年中西文论的碰撞、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一系列十分尖锐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就其大者言有这样四个方面。首先是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性质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西方文论的资本主义性质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却涉及到这样的文论到底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对其应该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国长期以来对于西方文论,特别是对于西方现代文论因其属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总体上是否定的。新时期近30年来,我们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西方文论的定性和态度上我们相继做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将政治哲学立场与美学文学理论价值加以必要的同时又带有某种相对性的区分,得出政治哲学立场错误唯心,而其美学文学理论仍可能有其价值的看法。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与德国古典美学的康德、黑格尔都是这样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还比较好统一,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于这些西方古代哲学家与美学家大都有肯定性的意见。而对于西方现代文论,因其产生于帝国主义时期,作为这个时期的意识文化形态,从传统理论的视角看那就必然是腐朽的、没落的与反动的,因而是必须否定的。这里,仍然有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不仅应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经过调整后还具有发展活力的现实,而且还要敢于承认其经济与科技的先进性,并进一步承认其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形态在相对的意义上也有其一定的先进性。这是因为,一定的文化形态都是一定社会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比我们先进,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建设,大体历经了现代化的全过程,那就必然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有其文化的与艺术的思考与反映。也许,这种思考与反映是扭曲的,但其毕竟是进行了反映,也就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后发展国家有其极为重要的参照价值。刘放桐在评价与西方现代文论较为接近的西方现代哲学时指出:“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②。朱立元在评价西方现代美学时也指出,“把西方现代美学放在整个现代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总背景上审视,从人类历史与文化进步的总趋向来衡量,那么,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美学‘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倾向,它的许多别出心裁的新花样,它的‘百家争鸣’,频繁更替,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堕落’与‘倒退’,而恰恰应该看成是对传统美学的超越与推进,是美学学科的巨大历史进步”。③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全面地分析了西方现代文论先进性与没落性、创新性与荒谬性共在的基本特征,而从总体上适当肯定其当代价值。在对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评价上也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过程。因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而且它们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新的发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西马是不是马”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初中期,我们认为凡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著只要有一点不一致之处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属于应该批判的范围。但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西马”,肯定了它作为“左翼激进主义美学”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与结合新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发展与补充,从而将“西马”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吸收到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之中,例如“西马”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化批判理论等等。诚如冯宪光所说:“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一定联系的,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左翼激进主义美学”④。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西方现代文论与我国社会现实的“时空错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论是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事实上在我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生活文化状况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前现代生活文化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引进西方后现代理论,特别是“解构”的后现代理论,作为还在“建构”中的我国,这难道不是一种与实际的脱离与“奢侈”吗?我们觉得这样的发问是有其现实根据的。我们的确应该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与语境来借鉴和引进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论。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后现代文论对于我国没有现实的意义。事实上,西方后现代文论本身是比较复杂的,既有解构的后现代,也有建构的后现代。如果后现代之“后”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全面的摧毁与解构,那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是西方后现代文论之“后”也有一种是通过对于现代性之反思超越走向建构之意,特别包含对于现代性中不恰当的唯科技主义、唯经济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一种反思超越,通过对于这种具有绝对性的形式“结构”进行“解构”走向建构一种新的具有“共生”内涵的理论形态。这其实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弊端的一种反思,对于通过张扬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克服这种弊端的探索。这样的具有“建构”内涵的“后现代”对于我国是有着借鉴的价值的。诚如美国当代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也是‘后现代化’了”⑤。何况,我国新时期近30年在经济社会上不仅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而且此后出现了社会矛盾加剧、环境资源压力增强、精神疾患发展与大众文化勃兴等后现代现象。这就是我国目前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缘由,其实也是一种由现代工业文明到后现代经济、社会与生态综合文明的转型。面对新时期发生的以上两个社会转型,大家对于前一个转型在思想认识上较为统一,但对后一个转型却思想准备不足,认识并不统一。但事实上这后一种社会转型却是当前的重要社会现实。正是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我们认为只要不照搬西方后现代文论,而是将其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种理论形态来加以借鉴,就是有其特殊价值的。由此可见,解决“时空错位”的重要途径就是一切的借鉴引进都应从中国的现实与语境出发,而绝对不能脱离现实地照搬。在新时期近30年的文论建设中,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同时发生了一个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论的问题,由此产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著名的有关我国文论“失语”的讨论。主要是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当代文论患了严重的“失语症”, “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而解决的途径则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⑥。由此可见,我国新时期古今关系是在中西关系背景下发生的,是试图以此对中西关系进行某种消解。当然,这种“失语症”的提出有其文化本位的立场,也有其关注民族文论的价值。但显然,“失语”的提法是没有顾及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现实的。因为我国新时期的文论建设不是以古代文论为其出发点,而是以现代文论为其出发点的,新时期对于西方文论的引进是在现代文论基础之上的引进与融合。当代文论建设中的确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这只是一个过程,是发展中的某种现象,不能提到“失语”的高度认识。而推倒现代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是完全没有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与“失语症”的讨论相继,在我国文论界出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我国新时期与西方文论的引进相伴的对于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民族性的十分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有论者认为,古今文论是“宿命的对立”,根本无法转换。有的论者则试图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整体范畴的现代转换。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偏颇之处。所谓古今文论“宿命的对立”其实质是完全否定了人类文化所具有的某种共通性和历史继承性。而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整体转换”也完全没有正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整体上对于古代文化的超越,而倒退到过去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我们并不否认某些古代文论范畴局部转化的可能性,例如王国维对“境界说”的运用,我国当代学者对“意境说”的改造,海外华人学者对“感通说”的发展等等。但我们认为,当代文论建设中民族传统的现代转换并不能完全局限于范畴的转换,而主要是对蕴涵在古代文论之中的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的现代转换。特别是中国古代相异于西方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言外之意”的艺术精神,都是特别具有当代价值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值得我们特别加以重视。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以“天人之际”与“中和论”为其哲学基础的中国古代文论对以“主客二分”为其特征的现代文论难以融入的话,那么在当前以消解“主客二分”为其特征的“后现代”文论的语境下则会有更多的实现现代转换的可能。海德格尔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与德里达对汉字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作用的推崇,以及其他的有关事例,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2000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大和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现实,许多国外的文化产品将会并已经作为商品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我国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着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校和文艺研究机构开始研究全球化语境中我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这其实还是一个中西文论的关系问题,只是这种关系出现了新的语境和背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文论的全球化也是必然趋势。而我们则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不应导致文化的全球化,而应倡导文化的多元共存,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应走自己的有中国特色之路。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必然加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西方文论对我国的传入和影响也必然加速。而对西方某些人来说,与其“欧洲中心主义”相伴也必然地依仗着他们的经济与科技强势有着文化渗透的意图。在这里关键是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因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与文论加速交流的新的形势,因势利导促进中西文论交流,加速我国文论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进一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觉,加速我国当代文论民族化的进程,在现有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风格的当代文论话语和文论精神。事实证明,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根,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曾经有人说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与共同生活的标志。这是将民族的概念拓展的太宽泛了,其实民族的最核心内涵应该是以共同文化为其标志,凡是认同中华文化的人们都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因此,文化建设直接涉及到未来世纪中华民族的兴衰,关系重大。而文论建设属于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之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成为我们当代中国文论工作者的历史的与民族的责任之所在。

⑧ 参见王元骧《文学原理》,25~4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首先,我们应当如实地把20世纪构建上述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看成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历史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就是说,中国现代文论构建过程的社会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日益结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理想追求一步步走向现实实施的过程。而上述“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把现代文论、而且把整个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也看成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他说,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性诉求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不遗余力地学习乃至照搬西方现代化”,“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鲁迅到毛泽东,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近代理性中选择出他们自认为最具现代性的理论或主义作为武器来对中国的大众进行启蒙,希图中国以最快的速度接近西方的现代化”。② 这就把整个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程都归结为“全盘西化”了。

新时期近30年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论发展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在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认识上有了新的发展,并历经突破、发展与走向建构三个阶段。新时期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生的良好态势,基本理论研究与研究的视角均有新的拓展。最重要的是探索了一条通过“综合比较”途径、紧密结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路。

我们所作的调研清楚地表明:第一,“文革”以后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达到的理论水平,不仅远远超越了“文革”十年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而且也超越了20世纪前半期的几十年,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肯定;第二,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文艺学不存在所谓前高后低、在走下坡路的情况,而是呈总体上升、稳步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的最值得重视的成果就是:中国文艺学经过百年的变革、创新、积累,到20世纪最后20多年,终于形成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多元发展的现代新传统,并使之走向成熟。

总之,我们付出了努力,但我们还有差距。这些差距的出现有客观原因,但也有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成功之所在,给予客观地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我们才有前进的信心,但我们更要看到我们的差距所在,敢于正视这些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未来的前进方向。

⑤⑨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载《文艺研究》2004。

在我国未来文艺学建设中,民族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我国文艺学界有责任在新的世纪在世界文艺学领域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以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成果引起国际文艺学界的重视。我们应从更深层面的哲学精神与艺术精神出发发扬我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众所周知,我国的传统哲学精神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和谐论”的“中和论”。西方所谓“和谐”是指具体物质的对称、比例、黄金分割等微观的内涵,而中国的“中和”则包含天人、宇宙等宏观的内涵。前者带有明显的科学性,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人文性。这样的“中和论”哲学思想完全可以成为具有民族性的当代文论的理论支撑。其实,所谓“中和”就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共生”思想。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生生之为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说明中国古代“中和论”思想是贯穿各种理论之中的,包括儒家的“中庸”,道家的“道法自然”等等。这种古典的“共生”思想极具当代价值,经过改造吸收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具有标志性的哲学与思想理念。我们完全应该在当代文论建设中自觉体现这种“中和”的精神,并以之作为指导在现有文论基础上构建新的文艺理论形态。另外,我国古代的艺术精神是一种写意的“意境论”精神,强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在咸酸之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这样的艺术精神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大异其趣的,倒反而与西方当代现象学美学等“后现代”理论有着某种契合。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现实加以改造重铸,发展成新的有民族特色的文论精神。当然,我国古代的哲学精神与艺术精神是非常丰富的,需要我们努力发掘,加以创新,经过几代人艰苦的努力奋斗,使我国当代文论以其鲜明的民族风貌,自立于世界文论之林。

三、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在走下坡路吗?

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我国当代文论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特别是近30年的理论探索,我们初步找到了一条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古今中外综合比较的发展道路和方法。毛泽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为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而将其比喻为过河所必需的“桥或船”⑧。我国50多年,特别是新时期30多年文论探索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当代文论建设发展的道路和方法。这个道路和方法就是被许多文艺理论家所总结和认可的古今中外综合比较的道路和方法。这个问题首先由我国当代老一代文艺理论家蒋孔阳于新时期初期在其晚年所著《美学新论》中提出。他说“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⑨。后来,这一综合比较方法被许多文艺理论家所进一步论述发挥。这个综合比较的道路和方法其实是文论研究观念的重大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文论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机械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认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思维方法,缺乏在一定价值判断前提下的包容兼蓄。在文艺理论领域的表现就是在强调一种理论形态时必然地否定另外的理论形态,甚至将其视为“另类”。这是一种否定思想本身的发散性与多维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违背学术发展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的。新时期以来,由于西方现代现象学“悬搁”主客对立的方法、哈贝马斯“对话”理论、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德里达“去中心”等等理论的引进,进一步促使我们对这种单向线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突破,对于一种新的“亦此亦彼”的“共生”与“对话”的思维方式的倡导,才出现了我国当代文论发展道路与方法的全新变革。诚如钱中文所说:“而应倡导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思维,即包含了一定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新的文艺理论的建设是要求新的思维方式的”⑩。当然,这种综合比较是有着明确的立场的,这个立场就是我们的目的在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也就是我们综合比较的出发点之所在。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吸收西方文论时不是为了吸收而吸收,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吸收,而是为了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而吸收,而引进。这种综合比较方法和立场的逐步明确使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在处理中西关系时愈来愈加成熟,也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样的艰巨任务愈来愈有更多把握。

再次,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把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主要归因于西方文论,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亦即“全盘西化”的过程。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下面这两种情况:一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二是学习、借鉴的主流并不是不加区分地模仿、毫无保留地照搬,而是中西互补、互动、互渗、互相对话交流,把这样一种双向互动简单化为单向照搬的“全盘西化”是根本说不通的。

⑨蒋孔阳:《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①② 见冯黎明《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汉语文论的两难处境》,《文艺研究》2005。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突破极“左”思想,开始全面复苏,并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至今,则是新时期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综合创新时期。这一时期,学界一方面有批判、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了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催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艺学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包括古典和现代“两个传统”)都进行了认真地反思和清理,明确了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立足点应当是20世纪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这就为中国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本土思想资源。在文艺学的发展上,学界开始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力图沟通今古、融会中西,使文艺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综合创新的态势。当然,这一切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始终占有主流地位,新时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说到新时期,就有一个新时期的起点问题,学术界有 1976年、1977年与1978年三种说法。我们基本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起点之说。前几说尽管都有其理由,但我们认为新时期的最根本标志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确立。所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记得十年“文革”中人们思想的禁锢,真是“噤若寒蝉”,普遍存在一种不敢越雷池一步,害怕动辄得咎的心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真的犹如一声春雷,好似耀眼的闪电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打开了人们的思想。这才真正开始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文艺学领域的改革创新。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指导主线,而今后的发展也仍然需要坚持这样一条主线。这应该是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是新时期文艺学的批判与反思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艺界也开始逐渐突破旧有的、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框架。如文学观念首先突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结束了长期禁锢文艺生命的错误文艺路线和极“左”思想统治,文学自身的审美特质开始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重新学习和思考中,“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表现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突破原有的理论禁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确立,这一切奠定了文学的人学基础,为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前提。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是人学”的深入人心以及文学创作中“人”的意识的不断张扬,文艺理论的思考从对于人的一般肯定走向对于文学主体性的具体论证。文学主体性理论是文学人学之根的必然萌芽和生长,是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的延伸和结果,对于破除长期以来“左”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庸俗反映论起到了重要作用。接着,文艺理论努力挣脱政治工具主义的枷锁,逐步从机械反映论走向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恢复了文艺的审美特性,而文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追问则激发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研究的兴起,文学研究实现了“向内转”。最后,随着对文学自身认识的逐步深入,学界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既体现了文学基本观念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阐述文学的动态本质的创新成果,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最重大的理论成就之一。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对此后文艺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段历史告诉我们,80年代我国文艺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文学理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的人学基础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审美的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形式问题,文艺心理学问题,文学接受问题,等等,其中审美自主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它也始终与其他种种问题(包括非自律、非自主性问题)联系、纠缠在一起。如果把审美自主性与其他各个重大问题割裂开来,或者从与它们的关系中孤立出来,必然不能正确反映80年代我国文艺学蓬勃发展的全局,而把审美自主性理论单独加以夸大并上升为整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更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页。

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1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⑥参阅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 1996年第2期;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事实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汲取、融合中国古代文论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转换的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与中国文论传统相融合的历程,也是伴随着民族命运的沉浮而艰难探索、曲折前进的历程。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积累、创造,中国文艺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可概括为“古典文论”传统的一个现代新传统。这个现代新传统,尤其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即新时期以来获得了多元的、全方位的大发展,它的异于古典传统之“新”,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尽管这一新传统本身也还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学所取得的诸多成果本身就构成了当代文艺学新传统的主要构架。一句话,20世纪中国文论,概括起来说,就是构建上述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对此,我想有三点必须分辨清楚。

二、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艺学的“主导范式”仅仅是“审美自律论”吗?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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